因为之前转了一篇长平的关于"贫二代"的文章，正好又看到一篇他关于"第二代"这个话题文章，觉得有相似之处，顺手转过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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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被耽误的二代
□长平
波士顿大学新闻学教授安妮 .多诺休在《基督教科学箴言报》发表了一篇文章，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她在人民大学执教半年之后的沮丧情绪。她说中国新一代学生不关心历史真相，也不关心民主自由，缺乏批判性思维，只知道物质利益。"你可以有你的古琦包，但是别过问正义"。
长平我当面听见一位美国汉学家说，中国新一代让他深感失望。这位汉学家挚爱中华文化，视中国为第二故乡，为推动中国的进步鞍马劳顿，这话让听的人都有些伤感。
这些美国教授接触到的中国青年，其实多是知识上的"富二代"。他们也怀着"三代出贵族"的期待，其失望乃至愤怒的心情，堪比目睹杭州飙车案的国人。
《联合早报》评论员杜平先生对多诺休教授的沮丧不以为然。他撰文反驳说，这是一种典型的美国人居高临下的傲慢语气。中国年轻一代没有革命、斗争和动乱的成长记忆，他们眼看着国力大幅提升，民族自信心空前增强，不再像他们的上一辈那样盲目地相信西方，这正好是一种"批判性思维"。
不过杜平先生回避了多诺休教授提出的真相与正义的问题。以我的观察，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教育，正义原则显然让位于利益原则。理想主义被认为是一种天真无用的激情，世界上只有永远的利益，甚至民主自由好不好也主要看它是否有利于发展经济。当他们认同中国还不够发达，所以不能有太多的民主自由的时候，事实上是把人的基本权利和金钱捆绑在一起。
其次，多诺休教授所感叹的批判性思维缺失，主要指的是听她课的新闻系学生，在对待有明显信息屏蔽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上，也没有丝毫的怀疑精神。杜平先生置换为中国学生和美国教授的关系，显然是转移了话题。这让我想起一个笑话：一个美国记者对一个苏联记者说，我们有跑到白宫去骂里根总统的自由。苏联记者回应说，我们也有跑到克里姆林宫去骂里根总统的自由啊。
这并不意味着，我完全赞同多诺休教授的看法。上一代人从小所受的教育，是强调理想主义和正义原则的，但是其中充满了谎言。物质主义盛行也可以视为对这种教育的反叛。但是，这种矫枉过正行为的对象，应该是有"枉"的事实存在的这一代，而不是清白无辜的新一代。
在影响青年思想的因素中，教育是一回事，资讯又是另外一回事。八十年代的大学生，在上大学之前，其实要比现在的青年听话多了。他们之所以突然叛逆起来，就是因为西方文学、哲学和政治读物汹涌而来。现在的青年，尽管在求学阶段时间都被高考占用了，但是资讯的大门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关闭，因此他们不会甚至不屑于震惊和顿悟。
不过我相信，只要假以时日，他们也会清除掉杂草，生长出思想来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他们跟父辈一样，也是被耽误的一代。
（作者系南方都市报传媒研究院首席研究员）
原文地址：http://media.nfdaily.cn/cmyj/19/11/content/2009-08/28/content_5659087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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